伟大的历史大抵总是沉默而矜持的，譬如两弹城，坐落在绵阳梓潼连绵的群山深处，须得颠簸几小时，才将将瞥见它的身影。踏进园区，入眼先是与外界繁华截然不同的荒——路灯都难得两三盏。在纯粹而浓郁的黑夜里，树伴着围墙高高地耸立，虫鸣是唯一地奏鸣曲，一路走过，心也奇迹般地静下来。
只有一颗抛却纷纷扰扰、真正静下来地心，才能在这里，回到那段前辈人缔造传奇的峥嵘岁月。
在缅怀邓稼先院长的仪式上，我两次落下眼泪。站在英雄的雕像面前，听着他为了寻求实验失败原因宁以生命为代价毅然步入辐射区的故事，这份牺牲小我成就国家伟业的赤子之心，带给人灵魂的震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铿锵的国歌似乎在为两弹一星元勋们的选择作释——是什么让他们选择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和工作、选择一言不发离开家乡亲友、选择隐姓埋名甚至放弃生命，来到大漠深山，为一项在当时看似不可能的事业奋斗终身？是来之不易的和平面临核威胁，是苦难的民族并未真正摆脱苦难，是我们的祖国才刚刚站起来就又危机四伏。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我们了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悬在中国头顶的是怎样可怕的利剑。
没有核武器，就没有资格反核，何谈安心搞发展？参与过东风五号核弹爆炸试验的郭景文老先生谈到，强大的国防实力是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深以为然，毛主席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不硬，难以在国际社会谋求话语权。而国家和个人从来都息息相关，没有大国的尊严，何谈小民的安乐？
郭老先生说，他大学毕业时，填写的第一分配志愿是：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我忍不住笑了，但马上陷入另一种反思中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这句话我们今天也在说，但不同的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他们是真的用一生践行了承诺，而现在不少大学生不过在说“漂亮话”，说得那么轻易，忘得也那么轻易。或许是和平年代里，连威胁危机都藏得更深，像一颗漂亮糖果，我们心安理得地吃了，只觉得甜美，从不去警惕包裹在芯里那一点点慢性毒药。
都说时代造英雄，好像这个时代不再需要“两弹一星”工作者们那样忘我的英雄了。可是真的如此吗？邓稼先先生去世之前，仍深切叮嘱他的同事们“好好工作，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我们须得认识到，进步是时代发展永远不变的主旋律，各国都在争相谋发展——科技、经济、民生……而各国间的竞争恰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们歌颂如“两弹一星”工作者们那样的伟人，我们享受他们创造的奇迹的隐蔽；但是如果我们都安于现状，如果我们不去做下一群创造奇迹的人，中国的强大又能持续多久呢？今天的安宁和幸福又能持续多久呢？不是时代造英雄，而是时代需要英雄——一个国家若想长久地立于民族之林，须得每一个时代都有人主动站出来，成为扛起民族脊梁的英雄。
年逾八十的老科研人员田翠英奶奶告诫我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爱国就要讲究奉献。”她回忆年轻时从青海荒漠到梓潼深山的工作经历时，生活物质条件差，住不好、吃不饱、病痛折磨、研究条件差，但是无人抱怨；因为大家的精神都是富足的。而我们当代人，吃得好住得好，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精神世界却未必有他们富足。我们不可避免地焦虑、迷茫、空虚、无聊，或在时代的洪流里蝇营狗苟，或逃避着就业逃避着独立面对未来。这是及其可怕的事情。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者国智。”我们要清醒，要奋发，要图强，要积极投身于祖国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如此才能不负前辈们亲手创造的盛世；青年党员尤其要做先驱者，要俯下身去，要沉下心去，决计不做留于口舌之人；如此才能不负入党时的誓言。
印象最深刻，是任银乐老人被问及是怎样被破格录取担任王淦昌先生的警卫员时，说到的：“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当我们提及“两弹一星”英雄们的时候，除了那些创新创造的科研人员，也绝不会遗忘那些在后勤岗位上默默坚守默默奉献的英雄们。他们做的工作或许平凡，但是倘若没有这些平凡的保障，伟大将难以被创造——这就是普通人的伟大，平凡人的英雄性。时代需要英雄，时代也同样需要平凡的“英雄”。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学历、什么工作，本身并不高贵或卑贱，只要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自己该做的事，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铭记两弹一星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辈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