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一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在城镇建设的重点地区珠海西部地区，其农业人口占据了珠海市总人口的8%以上。在城镇改造完成后，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会成为剩余的劳动力，需要政府部门为其提供工作岗位，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些剩余的劳动人口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就对政府部门安置城镇改造后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困难。
（二）新型城镇产业结构建立中的人力资源缺乏问题
在城镇改造完成后，在城镇中新型产业结构的建立中缺乏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珠海西部生态新城的建设工作中，除了高科技产业人才的应用外，对具有一定职业技术水平和专业工作能力的基层人力资源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如果依靠外聘工作人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其工作成本和资源建设投入都会很大。这就对新型城镇产业结构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珠海地区的教育发展一直存在着城乡不平均的问题。在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中，教育资源的建设工作的落后会对整体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后，部分新型城镇的学生因为高中教学资源的缺少会面临无学可上的问题，进而造成新型城镇中整体的人员素质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
（四）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稳定问题
在一份《珠海城镇建设调查报告》中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市民在接受调查时认为现阶段珠海的城乡差异和城中村情况严重。这一数据表明了，在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城乡差异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原有的城镇居民和由农民转为的城镇居民之间因为原有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而产生新的不稳定情况。这种不稳定情况会对新型城镇建设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
二、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如何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解决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珠海新城镇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职业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职业教育是剩余劳动力转型安置的保障
针对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以很好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型安置工作提供保障。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职业技能和能力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很好地利用专业的理论和实操教育工作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能力转型。这种转型工作包括两种类型的转型。一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作技能的培养，解决了他们缺乏工作能力的问题，提高了其工作能力。二是保证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对职业工作环境转变的适应，使其可以很好地适应城镇工作环境。
（二）职业教育是新型城镇人力资源培养的基地
职业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为社会各项建设提供合格的基层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城镇产业结构建立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城镇基层人力资源培养基地。职业教育工作开展的优势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保证了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利用职业教育为新城镇产业结构提供人力资源，可以根据产业结构建立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培养职业人才的效率和质量。二是人才管理的成本更低。利用本地人力资源进行职业教育工作，为当地的产业结构建立提供人力资源，这种工作办法与外聘人力资源相比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更低。
（三）职业教育对教育资源均衡的作用
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是整体教育中对专业文化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新型城镇建设中，针对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以成为文化教育重要的补充。在实际的工作中，职业教育可以接受城镇中因为教育资源有限难以接受高中文化教育、但是又希望继续进行学习的义务教育毕业生，避免出现失学的情况。这样，可以很好地促进新城镇教育资源的均衡，同时起到了促进新城镇文化发展的作用。
（四）职业教育对缩小城乡文化差异的作用
对于解决城乡文化差异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这主要是和职业教育中几项工作的开展有关。首先是文化教学工作。在职业教学中，除了与职业专业相关的教学工作外，文化教学的开展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工作的开展可以很好地解决农业人口文化素质低的问题，为解决城乡文化差异问题提供保障。其次是在职业环境适应的工作中，农业人口可以切身感受到城镇职业环境的特点，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以更好地解决城乡文化差异问题。
三、结语
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二
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投入的资金时间长，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点。商业化投资只能针对可见经济效益的项目，对于未能在短时间就见经济效益或只能预期社会效益的项目，主要由政府来投资兴建。政府投资的首要前提是能顺利融资。与我国其他省份相似，过去十几年里，辽宁省城镇化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城司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土地出让金与银行贷款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资金的主要来源。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建设用地指标越来越紧张，国家给予的用地计划指标下降，意味着将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益来源有限。而银行贷款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正得到决策层的关注，银行会随后加强对地方政府扶持项目的放贷审查，惜贷会是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正常反应。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虽然无法从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获得，但王淑梅、邱菊（2004），④杨志安、闫妮（2012）⑤的研究表明，辽宁省政府的显性债务余额与其可支配的财力相比，已超出债务率警戒线。因此，辽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旧债未还又借新债。从政府融通资金的来源看：一是靠政府财政投入；二是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或是取得外国政府贷款；三是从国内政策性银行获得开发性贷款；四是争取国外或国内的专业投资商进行商业股本投资；五是组建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六是通过产业基金、信托、保险等经营机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对于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主要用于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子女教育、保障性住屋和社会管理费用等，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对于社会效益显著的城镇化基础设施，争取政府财政投入、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或取得外国政府贷款、国内政策性银行贷款都是较为稳妥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来源没有硬性的盈利性需求，贷款利率低，但审批贷款审批的时间较长，申请到审批过程中的程序性事务较为繁琐。对于不仅具有社会效益，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可以吸纳商业化投资和社会闲散资金的投入。即争取专业投资商投资或向社会公众融资。目前，辽宁省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对上述融资方式均有涉及。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种类
从政府角度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的需求需要克服困难予以满足，同时，也应对其风险加以防范。如果从项目角度而言，融资风险的来源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信用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农民市民化的投入都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任何一个部门的缺位或阻碍都可能导致项目搁置、资金成本会剧增。一方面，城镇化基础设施兴建的合作方选择需要优先考虑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卓著的企业，以免项目中途搁置，由政府兜底；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中，养老保险支出是远期支出的项目，而中短期项目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和住屋保障等。资金的筹措就需要兼顾中短期支付与长期支付的信用风险。
（二）经营风险经营性城镇化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暖设施投资，需要正确估算市场需求，一旦市场需求结构或数量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投资者需要承担经营性收入不足而导致的投资回收延期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因收入不足而降低服务质量导致供需方矛盾激化，政府不能卸责。因此，在项目投融资决策过程中，政府需要凭借其信息优势，帮助投资方准确估计与研判可能遇到的经营风险。
（三）市场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的大量资金来源可能是多渠道的，因此，各种资金来源的数量与时间配合需要专业化的设计，才能在保证资金充裕的基础上，节约资金成本。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因利率、汇率政策变化或市场管制变化而导致资金链条断裂，进而导致市场风险。政府在项目推动过程中，应会同投资合作方科学预估市场风险并制定预案。
（四）完工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依托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又有赖于精心设计的施工方案。项目实际投资过程中，因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无法完工或不能按期完工、完工后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并不鲜见。完工风险可能导致投资回收不利或延期，从而导致融资成本骤增。政府有职责会同水文、地质、工程专家，合理预期完工风险。
（五）政策风险以上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投入有预算约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城镇化基础设施的贷款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市场化的融资方式便利与否也有赖于货币政策的宽严程度，因此，城镇化融资受政策影响较大。地方政府也需对新型城镇化中遇到的政府策性风险预留空间。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传导途径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尽管可以吸纳较多的融资渠道资金注入，但总体来看，由于地方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其风险主要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从地方政府融通资金的来源看，财政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贷款，上述融资渠道均由政府信用在做担保；国内政策性银行贷款如果出现呆坏账，需要认定核销，但最终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买单，因此，体现为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来组织的专业投资商或吸引外商的投资，地方政府需要做出相应市场需求承诺的，体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通过资本市场、产业基金、信托、保险等经营机构来向社会公众发售融资票证进而融资的，如果地方政府未做担保，政府可以免责。但辖区内若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回馈投资者，金融领域的风险具有传染性，融资风险可由金融领域迅速扩展到整个实体经济领域，进而演化为通货膨胀风险，危及社会的稳定。由上述风险传播链条看，新型城镇化融资风险的控制源头在于项目风险的控制。地方政府需从新型城镇化项目的遴选入手，严格控制项目的规模与进度。一方面，要使项目能够及时铺开不误整个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控制其风险规模，不使某个项目的搁置，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防范措施
由上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防范根源还在于对项目的审慎抉择。目前，辽宁省正在多个城市同步推进新城区建设，沈北新城、铁岭新城、沈抚新城、沈本新城、灯塔新城、辽阳河东新城、鞍山达道湾新城、海西新城和营东新城等31座新型城镇正在崛起。大量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建设。在此过程中，政府对项目融资风险的科学评价至关重要。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而言，政府可做的选择有风险自留、风险转移、风险转换和风险控制。
（一）风险自留风险自留意味着对于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新型城镇化的软性投入，以及非盈利性的公共绿地、公共道路、桥梁铺设等公益基础设施项目仍由政府承担主要风险，其资金仍沿用传统的财政拨款渠道。辽宁省在做好城镇发展规划的同时，可以将各新城区的多个建设子项目统一融资，分别建设，当小城镇中的多个子项目“先批发，后零售”的投融资思路确定后，就会吸引大量的投融资机构由于规模经济而给予辽宁省更多的关注，也有助于提高辽宁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效率。为保证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如期完工，可在技术难度较小的传统项目中采用代建制，通过招投标方式优中选优，以达到预期目标，合理控制融资成本。
（二）风险转移对于经营过程中，具有显著经济效益如供水、供电、供暖等项目，民间资本有较强参与意愿。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合同、金融工具等形式，将风险责任转由具有更强风险控制管理水平的企业或金融机构来承担。经过多年的发展，辽宁省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融资机构进驻沈阳、大连等核心城市，截至2013年6月，全省共有银行业机构143家，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大型银行、11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家域外城市商业银行、15家城市商业银行、29家外资银行、11家农村商业银行、59家村镇银行，邮储银行、省农信联社、农村合作银行、信托公司各1家，财务公司4家。⑥这些金融机构正在积极拓展业务，为辽宁的新型城镇化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投融资基础。同时，以法国水务公司为代表的实业资本家也在积极地寻找投资机会。这为利用公私合作方式共同投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提供了可能性。从理论层面看，风险转移可分为全部风险转移和部分风险转移。全部风险转移的主要形式为外包、租赁、委托和出售等方式；部分转移的主要形式常见的形式有证券化、股分化等。对于金融相对发达的沈阳、大连两地，新型城镇化项目多，融资额大，收益性项目获利的可能性大，可以优先考虑证券化融资创新；对于省内其他地区项目，金融基础弱、收益性项目需求不足，融资规模小，可以更多地考虑使用银行贷款的传统模式。
（三）风险转换风险转换中在风险无法转移的情况下，将风险预期值较大、风险集中的项目预案，替换成风险预期值较小或分散可控的风险预案。过去，辽宁在引进外资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时曾有过承诺外商固定投资回报率的经历。今天看来，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增加投资建设方积极性的作用，但企业就此放弃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市场拓展的努力，政府承担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城司发债的方式使得一任政府借，多届政府还，可能导致债务负担集中。在未来的融资过程中，就需以此为戒，在大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收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供水、供暖等项目中合理设定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因用户数量不同而设置的阶段性定价机制；合理设计城司发债的规模、频率与还债时段等，以期将债务风险转换为可控风险。
（四）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指在风险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采用资源合理配置的做法，避免风险的扩大化。例如，辽宁的沈抚新城以新材料和动力装备为特色；沈本新城以生物制药为主体，其产业化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势。新型城镇化本身会为产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契机，明显受益于城镇化的产业会有较好的获利空间，从这些产业入手，积极筹划发行产业发展基金，吸引公众投资者为融资对象，产业与城市共同发展，就是较好的风险控制的方法。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的城镇化实现了基础设施“硬件”的改进与市民化的“软件”文化及服务体系完善相匹配；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实体经济的生产设施运转需求相匹配；新型城镇化融资工具创新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需求相匹配。换言之，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活动应既着眼于现实，又为进一步的发展预留空间，合理控制投融资规模、地区与分布时段。
五、结语
新型城镇化是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部分，市场化融资⑦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融资风险防范的必经之路。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加强财政约束，化解债务危机；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社会资金的动员，同时注重农业生态化、规模化与现代化的建设，促进城乡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使城乡社会均实现和谐发展。
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三
据统计，2013年南昌市城镇化率达到69.83%，较2012年增长了1.05个百分点，在省内排位第一。虽然南昌市城镇化水平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放眼全国省会城市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推出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2012年南昌在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位于第127名。从这里不难看出，与全国发达地区甚至中部其他兄弟省会城市相比，南昌的城镇化水平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依然处于加速追赶阶段。通过认真调研，在我市城镇化过程中，笔者认为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城市规模较小，布局较为落后。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南昌市面积最小（武汉市面积8467.11平方公里，长沙市面积11815.96平方公里，合肥市面积11408.48平方公里，郑州市面积7446.2平方公里，南昌市7402.36平方公里），而且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经济规模，南昌与武汉、长沙、郑州都差得很远。与中部省会城市相比，南昌的城镇发育程度较低，集聚程度较弱，成为城市群建设的最大制约。[2]南昌市城镇化布局较乱。由于历史原因，南昌市在整体行政区划上存在很大的不利因素，如南昌市周边的新建县、南昌县，这两个县与南昌市仅一步之遥，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区域规划，这对南昌市整体发展新型城镇化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因素。除此之外，南昌市老城区整体布局较为混乱，生产与生活区、道路与商贸区混杂，街道狭窄，断头路多。这些历史形成的布局，一时难以改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二）产业支撑能力弱，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不仅发挥不了城镇的应有作用，而且会拖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当前南昌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大产业和企业较少，缺乏有区域影响力和全国影响力的大的支柱产业与龙头企业。产业层次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三大产业协同发展能力较弱，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当前，周边省会城市对我省一些设区市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大于南昌，形成了部分设区市对南昌的向心力较弱的局面，如上饶“掉头向东”，接受浙江的辐射；萍乡西向发展，与长珠潭联系紧密；赣州转向南下，与广东紧密配套。南昌经济规模偏小，发展相对落后的格局，不仅难以承担辐射周边设区市的重任，也难以吸附本市的小城镇，降低了城镇化质量，延缓了城镇化进程。
（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由于南昌市级财政资金不足，更多的财政资金需要投入到民生项目中，可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就更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历年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导致城市综合承载力越来越大，城市承载功能逼近超负荷运转。近几年，我市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等方式建设了一批以前想建而无法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但还有很大的差距，还不能满足南昌市作为特大型城市的承载功能要求。绝大多数县域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县域的城镇基础设施是通过土地出让换取资金进行建设。在目前不少示范镇建设筹措资金主要采取“以地生财”、“集资建镇”和“借资建镇”三种办法。“以地生财”这种办法在当前土地宏观调控、以人为本的大环境下将越来越行不通。“集资建镇”也是小城镇筹集资金的主要做法之一，问题是这种“集资建镇”实际上有不少是变相的乱收费、乱摊派，比如向落户小城镇的农户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向建筑施工单位收取建筑配套费等。企业主、老百姓，乃至地方干部对此颇有意见。第三种办法是“借资建镇(包括施工单位垫资开发)”，这种办法可能一时能解决暂时的困难，但发生的债务在偿还和化解方面缺乏手段。
（四）县区综合实力不强，城镇化地方特色不足。我市的县、镇综合实力不够强，跻身中国百强县只有1个（2013年全国百强县排名，我市仅有南昌县位列67名）、中国综合实力500强乡镇只有2个，并且排名靠后，提升县域经济水平、打牢城镇化基础的任务十分艰巨。[3]除此之外，我市的城镇地方特色不强，很多城镇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建筑风格模仿，缺乏各自特色，造成盲目攀比、建设无序和资源浪费严重等现象，不能很好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文化特色、地理位置等有机结合。
（五）资源制约。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影响当前我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类资源日益稀缺，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在很多地方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类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使用不当或技术水平落后，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随意浪费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损耗，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六）环境制约。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城市的城镇化建设大都建立在工业快速发展基础上。由于工业污染和乘用车大量增加带来的生活污染加重，加之治理污染投资相对不足、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导致了污染日趋严重．城市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现代工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城市空气污染、水污染、“白色”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音污染等不断加剧；城市建筑密度不断增加，绿地减少，城市“温室效应”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未能受到有效保护，使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生活质量下降，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影响。
二、南昌市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析
通过分析我市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优势及不利因素，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笔者认为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我市应紧紧围绕“打造核心增长极”主题，坚持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三个并重”，做到主城区发展与组团开发、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中心城市繁荣与中小城镇发展“三个并举”，激发银行融资、招商引资、政府及全社会投资“三个并行”，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基础战略，朝着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目标，按照“做优规划、做大规模、做强功能、做细管理、做美环境”的城市建设思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稳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将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注重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南昌作为省会城市，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核心城市，总体定位是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4]我市应紧紧围绕“双核三圈五组团”城市空间布局，聚焦红谷滩中央商务区建设，形成发展极核；依托八一广场和洪城大市场，打造江西最具代表性的广域商业中心。重点推进城东、城南、蛟桥、瑶湖、红角洲、朝阳6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同时，围绕轨道站点区域、南昌市国际体育中心区域、江西省奥林匹克中心区域、凤凰洲地区、朝阳新城、艾溪湖东岸等地区不同的发展导向和功能要求，发展配套酒店、商场、商务办公等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区的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市发展所处的阶段，注重城市规划与区域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重大基础设施规划的有机衔接，以城市为核心统筹规划，实施规划全覆盖，形成以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重大专项规划为重要内容的综合规划体系。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储备后开发的原则，以提升城市设计和建筑的水平。根据规划范围的产业基础、经济结构、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民风民俗和城镇布局，超前思维，制定出能发挥地方优势和城市特色的发展体系，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持久动力。
（三）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市的城镇化建设基本上是政府规划，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对城镇建设基础性投资的潜在投资收益研究不足，不能有效吸引非政府资金的投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投融资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以致城镇化建设筹资困难，无法形成“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针对当前城镇化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政府要牵头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由政府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和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体制，用“市场”之手建设城镇。把经营意识贯穿于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结合实际积极运用市场手段包装、拍卖、经营和盘活城市资源。一方面财政计划要安排定量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商业银行贷款和融资功能，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创新举措，建立城建投资公司、合作基金等投融资主体，构建主体多元的投融资网络。向改革要资金，靠市场找出路，打破单一依赖财政投资的旧格局，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新体制，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融资难的一系列问题。
（四）积极扶持壮大县城经济，着力建设重点特色小城镇。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加快农村城镇化提供重要支撑。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能够有效吸纳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工业园区转移，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为城镇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企业家、管理者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6]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注重挖掘和利用好各地发展优势、以资源为依托，找准发展方向，明确城镇定位，展现特色风貌。避免城镇化趋同划一，努力形成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体系。进一步挖掘小城镇发展潜力，集中打造一批文化、休闲、观光、旅游特色小镇。依托南昌县幽兰镇佛教旅游，新建县西山镇道教及庙会、大塘坪乡府第文化，进贤县文港镇华夏笔都工贸、李渡镇古酒窖址，安义县石鼻镇古民居建筑文化等历史文化特色，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响历史文化品牌，打造成为传承南昌历史文脉、体现南昌风土人情的历史文化名镇。依托新建县溪霞镇生态休闲农业、南矶乡鄱湖湿地候鸟观光，进贤县三里乡（军山湖）品蟹休闲，安义县长埠镇休闲度假，湾里区梅岭镇休闲旅游、太平镇旅游商贸街，高新区麻丘镇滨湖欧式风情等独特的“资源、环境、地域”优势，突出体现原始森林、都市风情、田园风光、自然生态、珍稀野生动物和优质水产品等特点，打造成为南昌市民和游客生态旅游、避暑休闲、候鸟观光、品蟹美食、度假养生的旅游休闲名镇。充分利用南昌县蒋巷镇都市现代生态农业、黄马乡花卉观光与蚕茶文化，安义县黄洲镇精品果蔬，湾里区罗亭镇花卉苗木等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特色，发挥农业产业化、有机绿色农业等优势，着力打造成为代表我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具有鲜明辐射带动作用的都市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名镇，通过县域经济发展，特色小镇打造，进一步提升我市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
（五）加快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一种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捷径。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在全省镇村联动建设发展现场推进会指出：镇村联动建设的持续推进对于进一步提升南昌新农村建设水平、改善农村面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将围绕六个中心环节和“十化”目标的工作部署，真抓实干、奋力拼搏，加快实施镇村联动建设，加速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为我市和谐秀美乡村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按照“八通八有二集中”标准（通自来水、公路、电、有线电视、宽带、邮政、有条件的争取通天然气、通水系，有标志性门楼、社区综合中心、学校〈幼儿园〉、标准化卫生院〈养老院〉、商业服务场所、文化科技活动中心、生态休闲广场〈停车场〉、体育健身场所，垃圾集中处理、污水无害化集中处理），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补，支持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
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四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
2008年以来，德州市从合并村庄开始，到抓建设农村居住社区和产业园区（即两区同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总理在2014年曾两次在德州的新型城镇化探索调研报告上作出批示，并亲自到德州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2015年3月5日，德州成为山东省唯一获得部级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双试点”城市，为全国提供了样板示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德州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新型城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谐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伴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入，德州市的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勇于创新，探索出一些破解发展难题的新思路、新做法，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一、顶层设计，纳入考评
荣获“山东省社会文化先进县”、“德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县”等称号的齐河县，把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建设文化强县的重要环节，组建成立社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协调和指导全县文化工作，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五年及长远发展规划，制定印发了《齐河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考评办法》。同时，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列入全县考评重要内容，分半年、年终两次对县、乡（镇）两级领导班子进行定期考核，形成了齐抓共管、共创文化强县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全民共建，文化共享
如何使公共文化服务反映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着力点。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全民共建共享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政府和群众共同的文化自觉，也在丰富着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杂技）之乡”，宁津县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丰厚的特色文化资源，加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每年县文化馆组织的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均在6次以上，且增加了很多民俗文艺节目。县文化馆创办了5家以农民艺术骨干为主的艺术团体，主要为农民和社区服务。2013年以来，这些艺术团下农村进社区演出60余场次。
三、协同创新，城乡一体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应着眼于“人的无差别发展”，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对居民提供无差别、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禹城市各乡镇都建有综合文化站（含国家一级综合文化站一个，二级站四个），建成农村文化大院875处，文体小广场903处，文化大院和文化广场覆盖率均居德州前列。市、乡、村三级文化体系初具规模，基本实现了10―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四、市场引导，公益联手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将政府的权威性和市场配置的高效性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益。但如何将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和公益有效结合，禹城市辛店镇大秦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开启了一个“政府扶持、村民自治、义工奉献、百姓受惠”的文化惠民新模式―德孝乡村一日游。
大秦村位于辛店镇政府驻地西北4公里处。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始祖秦玉良迁此村，故称大秦村，已有266年历史，现有300多人、480亩土地。近年来，大秦村借助乡村文明行动和乡村连片治理项目成果，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掘丰厚的传统文化优势资源，大力实施旅游强村战略。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是寓教于乐。将乡村独特田园风光与中华传统孝道文化有机结合，夜间由村民自发组织德孝文艺晚会，让游客在娱乐中了解民风民俗，学习儒学孝道，传承中华文化，开启幸福人生。
二是高度自治。大秦村村民自发成立了组织部、孝老敬亲部、乡村清洁部、后勤部、宣传部等五个部门；仁、义、礼、智、信五支队伍，分管德孝培训、组织文娱活动、慰问老人、管理财物等。村民参与意识高涨，高度自治，村容村貌整洁、村风民风文明。
三是义工奉献。活动中由来自全国各地接受孝德文化培训的义工队全程提供服务，讲解儒学孝道、传统礼仪。义工们奉献精神与道德修养在举手投足间给游客以深深震撼。
四是设施完备。大秦村在辛店镇党委的领导下，高标准建成了宽敞村路、容纳三百人的道德讲堂、美丽舒心的厚德园等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完备的硬件设施。
五是形式多样。一方面是群众表演多样，义工团与村民合作手语表演《游子吟》，德孝文艺团开展乡村好声音活动，广场舞队伍跳起自己编排的广场舞；另一方面教育形式多样，通过德孝讲堂授课、诵读《弟子规》、为父母洗脚、游客村民共同包水饺等多种形式，让群众受教。
五、立足本地，文化在乡
“内源式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动力主要从地区内部产生，即“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当地人服务的。所以“文化在乡”意味着立足当地，依靠农民的力量发展在地文化，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提供群众真正需要的文化成果。
禹城市的文化惠民工程扎扎实实，着力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一是市、乡、村三级联动抓硬件建设。市级抓完善提升，开展文化服务品牌建设年活动。乡镇抓规范运行，确保综合文化站专人专干、专款专用，明确职能，科学考核。村级抓梯次推进，对没有文化设施的社区、村，加强督促，加大帮扶，新建一批文化设施和活动场所；对建筑简陋、设施不健全的文化大院进行改造完善，促进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普健身、广播电视的有效整合，将农村文化大院打造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对建设标准高、作用发挥好的社区（村）文化大院，争取列入省级文化设施建设资助项目，以奖励形式获取一定数量的文化器材。二是扎实搞好文化惠民服务。一方面继续“送文化”下乡，送戏下乡、公益电影放映。另一方面，要“种文化”。利用县文化馆、县艺术馆实施公共文化辅导工程，搞好农村文艺骨干培训，让他们成为基层文化“种子”，回到乡间遍地开花。同时着力培育广场舞进社区、民间文艺展演等特色文化品牌，组织、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使群众文化活动经常化、多样化、特色化。三是“管文化”――健全文化服务网络。建立基层文化管理员制度，在每个社区（村）设置一名文化管理员，负责本社区（村）的文化设施管理、文化活动组织及传统文化发掘传承等工作。形成以市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社区（村）文化大院为竖线，文化馆专业人员、文化站长、基层文化管理员为横线，横到边、竖到底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六、传承遗产，特色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性，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尊重传统、延续文脉的题中之义，也是强化区域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根本要求。新型城镇化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城镇化。对非遗的保护是传承文明的要求，而对非遗进行合理开发，则是延续非遗生命力的切实需要。
宁津县努力发掘特色传统文化，并通过打造文化品牌，对非遗进行保护性开发。“宁津杂技”、“宁津斗蟋”、“宁津剪纸、烙画”分别获得部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宁津杂技团十几年来多次出国演出，成立宁津县对外文化交流品牌项目。为传承杂技艺术，宁津县杂技艺术学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为社会输送了近千名杂技人才，其中20多名学员在省级以上及国际杂技大赛中获得金奖、银奖。
为传承这些文化遗产，宁津县文化艺术中心建设了蟋蟀文博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杂技文博馆、大刀记文博馆、博物馆和美术作品展览馆六个特色文化展馆，为展示和传承宁津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平台。
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认为支撑环境对区域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推进新型城镇化，同样存在一个支撑环境问题。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保障，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真正转变，最终达到“人的无差别发展”。基于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撑环境主要体现为制度、经济、人才、社会支撑环境，四者通过互动共同作用于新型城镇化。制度支撑环境和经济支撑环境形成具有产业支撑、财力支撑的城市群，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就业救助等实现人的城镇化，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社会服务保障。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关注区域发展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和谐、城市的竞争力等问题，加快支撑环境的建设。
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支撑环境建设策略
1完善城镇化规划体系
调整城市结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制度支撑和空间保障根据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和城镇化发展实际，西部地区应完善城镇化规划体系，调整城市结构，以城市群为主态，走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路径，实现“点—线—面”结合。
1.1在强化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西三角经济区枢纽基础上，推进泛西三角经济区建设打破重庆、成都、西安的行政区划编制，建立西三角经济区，以其为枢纽，形成更加完善的城市群网络。同时，加快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经济区、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呼—包—鄂经济区、以昌吉和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为基础的泛西三角经济区建设步伐，将其变成西部地区城市网络的二级枢纽中心。
1.2依托交通线，发展轨道式和发散式城市群依托兰新线，东西走向的河西走廊式发展；依托包兰线，以兰州、白银、乌海为中心的兰乌走廊式发展。在交通线的基础上，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发散式城市群，依托贵昆线、成昆线、南昆线，以昆明、贵阳、南宁为中心的西南部城市群，依托兰新线、北疆线、南疆线以吉昌为中心的天山北坡的发散式城市群，依托兰青线，以兰州、白银、西宁为中心的兰白西的发散式城市群。
1.3走不均衡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型小城镇费孝通认为，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西部地区缺少与大城市相匹配的有特色的小城市，大城市难以充分发挥扩散效应，形不成对其腹地尤其是农村的强有力经济辐射。因此，西部地区要把小城镇建设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依据地域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等，走不均衡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型小城镇。生态型小城镇强调发展的地方化、生态化和多元化，在城镇化中起到承上启下，服务农村的功能。建设中，以信息和空间的通达性为基础，以绿色农业为导向，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连接网络、社区间的社会连接网络。
1.4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西部地区应根据城镇化路径，规划人口布局，通过优惠政策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吸引人口向相应的城市、小镇流动。加快宁夏、、青海、新疆这些一枝独秀省区的特大城市、大城市建设步伐，填补这些省区大城市空缺。在、青海依托青藏线及延伸线，扩大格尔木、那曲、日喀则、林芝等城市的规模，依托那曲物流中心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新疆，依托兰新线，发展吐鲁番、阿克苏、哈密等城市；在宁夏，进一步发展旅游资源丰富的中卫、吴忠等城市。
2加快区域价值创造和转移活动，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
2.1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一是，基于西部地区丰富和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民族旅游等特色产业，以产业带动城镇、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城镇化发展；二是，针对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将绿色农业作为主导模式，进一步推进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循环农业发展；三是，推进以金融、物流、咨询等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四是，依据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规划，发挥其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等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升级，使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匹配。
2.2加大区域营销力度，形成新型城镇化的区域价值支撑区域营销需综合考虑区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西部地区一方面应依托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民族风情文化有针对性地对区域进行科学定位，树立良好的区域形象，突出区域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云南映象、甘肃的丝路花雨等；另一方面，依托丝绸之路，挖掘新丝绸之路交通大通道、绿色能源大通道、物流大通道的潜能，扩大对外开放度，从外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实现区域资源与能力的互补。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才支撑
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9]。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要跳出强资源、弱发展的怪圈，打破“资源诅咒”效应，就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引进和培育人才。
3.1以资源和能力互补为导向，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使用、培养和激励高层次人才是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导因素，是提升地区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引擎。一是，进一步优化针对西部地区的博士服务团、西部之光、、计划、援疆计划、援青计划的管理体制，拓展源头，强化激励；二是，依据区域产业结构、人才需求，在引进人才时，注重创新型人才、技术型实用人才，优化引进人才的住屋、科研、落户等政策环境。使用高层次人才时，应实现人尽其职，职尽其能，使人才自身成长、价值实现和城市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三是，完善以知识资本化为核心的激励机制，积极推进技术、管理入股，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让城市尤其是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成为高层次人才集聚、培训和交流中心。
3.2以就业力为导向，加大农民工的培训救助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由地域转移的粗放式城镇化向身份转移、职业转移的内涵式城镇化的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就业力的提升。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7%，西部地区56.4%农民工局限在建筑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就业。我们必须以就业力为导向，构建农民工就业力模型，实施分类、分层培训，提升农民工的就业力。对于文化程度比较低、成就动机低的培训对象，重点对其进行免费的生存能力培训，可以在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设立就业服务中心，免费开展培训和就业咨询服务；对于文化程度比较高、成就动机强的农民工，可以对其进行发展能力的培训。
3.3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社会+企业”多元化筹资模式，加大教育、科技、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美国西部大开发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政府主导的科技、教育、人才西部特惠政策，催生了斯坦福大学、硅谷等世界知名大学、顶尖创新创业基地。我国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存在总量偏少、分布不合理、流失严重等问题，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一是，发展多元化教育模式，形成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教育投资的格局。在保证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使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等并进发展。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并鼓励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加大继续教育和培训力度；二是，通过税收、金融政策倾斜和引导，鼓励各类组织、个人投入研发，尤其是西部地区急需的节能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环保技术；三是，加大医疗卫生等健康投资，发展社区医疗服务机构。
4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管理效率，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服务支撑
4.1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升管理效率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依据城镇化规划建立西三角、泛西三角大经济区指挥和协调中心，建立功能齐全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西部地区综合信息的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提升管理效率。同时，建立“国家+社会+个人”的资金筹集渠道，加大财政倾斜力度，以道路面积和长度、绿地面积、公共交通、水、气、暖、电、交通、通信、教育等承载力为目标，全面推进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城乡人民生产生活环境。
4.2完善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为城镇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201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26894万人，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达到5250万，其中跨省流出2840万人，82.7%流向东部地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总人数还以每年8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宜城亦乡”状况不同，第二代农民工日益成为“非城非乡”的“边缘人”，在就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边缘化、短工化、低待遇、低保障等现象。农民工能力的缺失导致就业排斥，而就业排斥进一步导致权力排斥（如社会保障权力）、社会空间排斥，并最终遭受社会关系排斥，从而在喧闹的城市中成为“孤岛”。政府应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纳入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对最低工资制度、就业保护、劳动工资协商、社会对话、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不断改革，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缴纳、接续，心理救助、住屋保障等问题。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到城市本身的建设、又涉及到经济发展、人力资源保障。西部地区必须从全局出发、统一规划，达到天时、地利、人和，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现。
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六
(一)集群园区化
1.发挥大企业龙头作用，带动园区发展。在发展产业园区时，运城市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培育和引进一批带动力强、规模实力大、关联度高的大企业、大集团，通过培育产业龙头，壮大骨干企业，带动配套企业，形成“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园区”的发展格局。运城市高度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尤其是创新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围绕产业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抢占主攻产业自主创新的“制高点”，同时政府注重本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发挥园区聚集优势，培育重点产业发展。园区化发展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众多同行业企业在同一个空间集聚，实现资源、信息、公共服务的共享，集聚起规模效应，放大比较优势。运城市将工业现代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工业重点行业发展时注重园区对产业的培育作用。如，河津市新耿区以老城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商贸物流产业；龙门区以铝工业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铝深加工产业；万春区以樊村镇和王家岭循环经济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煤化工产业。
3.强化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运城市把园区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如，夏县水头工业园区充分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围绕打造加工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以现有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加工制造区、农副产品加工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区”三大产业区域，加强园区建设，建成夏县对外开放的窗口、工业聚集的核心、项目对接的基地、产业升级的高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区。
(二)园区社区化
1.园区社区化促进产城融合发展。产城融合指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同步推进、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和一体化发展，以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人口集中，为城市化提供基础支持；以城市的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人口集中创造条件。园区把产业集聚起来，而产业的入驻和发展必然要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引进外地的高级人才，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园区，这就需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供社区化的生活条件，尤其要做好社会公共服务，如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屋、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在生产和生活配套上，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加快园区内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商场、超市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2.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园区社区化的本质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一是在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康复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民综合服务中心为先导，打造城市综合体；二是以中国小为依托，打造教育园区；三是加快建设商品房住宅小区，引进现代化医疗机构，培育新型商业形态，完善服务设施，进一步提高开发区的承载能力。
3.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农村社区化是“就地城镇化”的战略基础，通过城市周边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城市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农村社区化可以通过工业园区化的带动快速形成。如，运城市稷山县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投资近2亿元完成“县城低碳产业聚集区”、“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翟店纸包装文化产业园区”三大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园区周边农村的社区化发展。
(三)社区城镇化
1.社区城镇化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社区的发展推动城市交通、排水、污染处理、水电供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业、教育、医疗、住屋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产业区、生活区、商业区、娱乐区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从而使社区发展为新兴城镇，进而引导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城镇集聚。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建设的推进必将创造更多的生活和生产需求，推动商贸、餐饮、旅游、金融、保险、物流、医疗、文化和服装等生活业和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吸引力，加快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
2.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包括老城区社区的城镇化和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运城市通过对老城区进行改造促进社区城镇化。老城区改造，通过机关、企业外迁，形成商业区和服务区，保留城市文化特质。如，平陆县筹资8.2亿元，重点实施打通新老城区的“两街一路”(春元街东西扩及中段改造、向阳街改扩建、傅岩路南扩)、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力的“两馆一园”(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幼儿园)、“两个市场”(春元街蔬菜市场、太阳文体广场)、“六大工程”(天然气进企入户、垃圾填埋场、星级公厕达标、天眼工程、汽车客运站、三线入地)等14个项目。特别是在“两街一路”拓宽改造中，坚持最大程度规范程序、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加快了新老城区的渗透与融合。运城市通过拓展建设新城区促进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新城区通过工业新区建设，发展实体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依托。对新城区通盘考虑、整体规划，进一步提升城市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围绕新规划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配套服务，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新城区的增长内核，推进社区城镇化发展。
3.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连片示范区建设。新农村集中连片示范区，即围绕“抓典型、出精品、成规模、做示范”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县一区、一区10村”的要求，使集中连片示范区达到道路循环、产业相连、林网方田、设施齐全、环境美观的标准。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如，垣曲县在新农村建设上，按照“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和加强乡村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方式，分类编制全县行政村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重点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人口相对集中、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村，集中资金和项目，加大中心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主导产业培育和人居环境改善力度，引导和吸引山庄窝铺、空心村等居住分散区域的群众向中心村聚集，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四)土地规模化
1.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土地流转。运城市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率，引导土地流转，推动农业发展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道路，使土地向职业农民、产业带头人、种植大户手中集中，让有进城意愿的农业剩余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释放土地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淡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农民不必再邻地而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经济收入，为农民搬入城镇排除思想、地理、经济上的障碍。运城市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流转方式多样。呈现出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委托、代耕代种等方式。二是流转模式多元。有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农场独立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三是经营主体多种。有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主体。四是土地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粮棉等作物生产，还用于果蔬、花卉等农业生产和观光农业开发。
2.调整村庄结构促进土地规模化。近年来，随着运城市“八区联动”的全面推进，城市框架不断拉大，许多城郊村已变为城中村；同时，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城市安家就业，造成一些村庄形成空壳村。面对目前的村庄情况，运城市对村庄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促进土地经营的规模化。
3.建设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土地流转。为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运城市通过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金融提供服务。同时，运城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搭建一个有效的对接平台，让农村资产、资源流动起来，激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交易中心对土地流转过程真实性、公正性、合法性的认证，维护土地流转双方权益，农民不怕租赁费拿不回来，企业不担心农民反悔收回土地，这有利于促进土地顺利流转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五)城乡生态化
1.坚持生态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坚持生态优先，走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突出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走低碳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第一，鼓励发展节能性环保产业，降低产业发展对能源、水资源、空气等生态资源的消耗或破坏。第二，支持探索循环经济模式，以更少资源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第三，要求工业入区、入园，促进产业集群，既可以集中处理污染，又可以使各产业分享外部经济。第四，加强节能环保宣传，鼓励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能环保。第五，加强城市绿地资源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第六，倡导绿色消费，减少消费污染。第七，重视调解资源占用与分配、环境污染方面的矛盾、冲突，促进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2.用城乡生态化增强城镇吸引力。运城市的城镇建设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加大生态建设，通过绿化、净化、美化提高宜居指数，增强城镇的吸引力，让农民向往进城，愿意进城。保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步伐，深入推进。
3.城乡生态化注重传承和弘扬本地传统文化。文化是城市生存的魅力和灵魂，文脉是城市发展的远景导引，文化产业是支撑城市发展的关键。运城市在促进城乡生态化、一体化发展时，既遵循历史文化的传承，又衔接现代气息的植入。如，盐湖区通过建设国家5A级盐湖生态文化旅游风景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首先打造出20平方公里的板块，让游客在休闲娱乐中感知运城根祖文化、盐文化、关公文化的博大精深，未来把盐湖风景区打造成山水相连、林湖辉映、历史厚重、文化发达的历史文化风景区。
二、结语
从运城市的实践看，工业集群化、集群园区化、园区社区化、社区城镇化、土地规模化和城乡生态化“六化一体”是实现科学发展，推动地方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值得推广的经验。通过“园区化发展、集群化招商”，众多同行业企业在同一个空间内集聚，形成集群化的新型工业园区，也在当地形成规模化的社区，保证就业人员吃、住、行，还要解决教育、医疗、娱乐、通信等问题，这些功能完善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的过程。工业集群得到发展后，更多的农民就会离开土地，到园区就业，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和保障后，土地流转、规模化集约种植也就成为可能，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又会同步推动城乡生态化，在解决“物的城镇化”的同时进一步解决“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问题。“六化一体”是一条内在逻辑严密的发展路径，让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以“园区化发展、集群化招商”为支点，实现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七
(一)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四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却有所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新”，涵盖了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四是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实现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分业的扩大，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物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典型的环境问题为城市的“五色效应”，即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白色的秃斑效应。此外，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差的公共设施往往无能为力。更有人口疏导布局缺失、产业布局不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额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车困难出现的“人与车争地”现象，由此而来的焦虑进一步造成公众的身心伤害。城市生态安全受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发展发面也表现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扩展使城市中的中低产阶级迅速壮大，中低端的医疗教育服务建设难以跟上。城镇人口存在生态健康危机，包括环境病加剧、适应能力降低、心态脆弱与心理亚健康。城市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加剧，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形势极其严峻。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态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目标；以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主要途径，并强调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和“顺应自然”。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对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我国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方法主要是：在“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并根据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空间功能布局。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规划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生态问题，而且逐渐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1)传统规划用明确的规划界限人为地划分出城市、各个功能区块的用地界线，对生态绿地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有机联系性考虑欠缺，造成了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间的联系不足。
(2)城市是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确定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的自变量(如人口等)通常较难预测，从而导致规划的滞后和被动，或因“超前”规划而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不管是“滞后”还是“超前”，这都会造成城市扩张的无序和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等问题。
(3)绿地系统、环境保护等规划在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中仅仅是后续的“点缀”，传统规划的本质其实是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这样的规划方法与理念下，自然环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也忽略了它的区域特性、功能连通性、空间易达性等生态功能。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镇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不断向无序扩张。各种形式蔓延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不考虑环境与道路体系，不仅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还造成了城市以及周边生态环境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正由于城市的无序发展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今，人们逐渐意识生态环境对于社会、经济以及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变粗放为集约式经济、变掠夺为调控式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现今乃至未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过去“以经济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和“以交通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两种规划模式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尊重，忽视了人居环境的建设”。未来城镇的发展，决策者和规划师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制定正确的、生态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发挥人为因素在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正面效应，加强城市生态安全的建设，以减少“切碎斑块、异化廊道、蚕食基质”等破坏原有生态格局的开发行为，加强城市各层次、各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建设和联系，改变以往城市的无序蔓延，这才是今后城镇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成都市天府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思考
(一)天府新区概述
建设天府新区是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落实成渝经济区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按照“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目标，新区建设确定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总体定位。新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东南，规划范围157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65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600万～650万人，届时成都市主城区总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
(二)天府新区生态基础与城市格局
成都平原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中部丘陵区的大生态过渡带，而天府新区处于山地———成都平原的生态过渡区，具有典型的生态过渡带环境，生态要素丰富多样，相互融合。成都天府新区范围内拥有森林、湖泊、河流、平原农耕等多种生态系统，生态资源丰富，囊括了龙泉山、牧马山、彭祖山、龙泉湖、锦江、鹿溪河等多种生态要素，各要素交错联通，山水相融。《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为“中心集聚，走廊拓展”。城市空间格局以成都“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结构为前提，按照组合型城市理念，构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的新区空间结构。这样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以资源约束和生态保护为前提，防止城市粘连发展的组团式布局理念。
(三)城市生态安全构建模式和实现
1．带———楔式格局。
《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2011～2030)》确定的市域生态系统格局为“两带五楔、双环多廊、九园十湖”，其中涉及天府新区的重要要素有龙泉山生态屏障带和三圣乡———龙泉山绿楔。《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提出建设“一区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其中一区指龙泉山生态服务区，两楔指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上述两个规划把握了天府新区内的核心生态要素和资源，将龙泉山生态屏障、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等大型生态空间确定下来，但是缺乏对绿隔地区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考虑，带和楔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
2．掌———指式格局。
1947年哥本哈根提出了手指形态规划，城市新区开发沿着几条狭窄的放射状走廊，走廊间被森林、农田和开发绿地组成的绿楔所分隔。这种间隔式的布局，使城市的人工生态系统与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交错而临，蜿蜒曲折的空间肌理与自然开敞的生态环境协调共存。通过对成都天府新区生态本底和核心资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存在两只“手掌”，龙泉山现状自然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具有突出的空气净化和气候调节作用，可以作为绿色生态源。龙泉山近年来存在生态环境的逆向发展趋势，长期的人为活动导致自然原始森林植被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的乔木林、果树林和竹林，因此更应该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发挥其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彭祖山具有稀有的原生态之美，彭祖山风景区是国内独有、世界唯一以长寿养生为特色的文化旅游风景名胜区，有“成都南后长寿宫”之称，是天府新区周边重要的生态资源，是天府新区的绿色生态“后花园”。分别以龙泉山和彭祖山作为生态源，可以构建生态廊道手指状深入城市组团，形成掌———指式生态格局。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将龙泉山生态源和彭祖山生态源组织多条生态绿楔和生态廊道，并在生态源之间以及廊道之间构建有机的联系，将生态环境引入了城市组团，构建一个有机、稳定的生态系统网络，形成“双屏藏源，多廊融城”宏观生态格局。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单纯的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质的问题。为构建高品质的生态安全格局，在“新型城镇化”和宏观城市空间结构下，成都天府新区的生态建设主要包含两大举措：一是对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水面等发挥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功能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建设，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发展；二是通过生态绿楔、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建设，以水平方向的链接强化城镇发展空间与生态源的有机联系，拓展生态源的服务功能，缓解经济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增加城镇发展空间内部的景观异质性。基于此，生态建设主要考虑从水系和林地两个方面加以推进，生态保护则通过划定生态控制线和控制生态绿隔地区内的建设用地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成都天府新区未来城镇发展将应注重生态规划的运用，考虑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引入传统土地利用规划中，共同促进新型城镇生态基础设施用地和城市发展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和生态性。在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框架基础上，从功能布局、产业、交通等多个方面着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城镇建设和转型将脱离原本功能单一、服务滞后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产业集聚化、功能多元化、环境生态化、区域协调化”的新型城镇。
(二)对策建议
1．建设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是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保护环境不会必然减缓经济发展，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是结构性节能减排，即对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把城市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对传统产业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进行淘汰、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把传统产业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天府新区区域经济增长与高能耗、高污染“脱钩”发展。
2．倡导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
生态安全下的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城市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却让我国城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人居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唤起市民的生态安全意识，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从自己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3．树立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变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上升为“绿水青山”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用生态经济化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不仅包括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软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还包括了生态建设、生态产品的供给为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4．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
基本的城市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是政府需确保的一项最主要职能，成都天府新区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改革、完善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一是要统筹节能减排、温室气体减排等国家的约束性指标，使之形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倒逼机制”和节能、环保、低碳的合力。二是把生态安全城市建设纳入城市总体发展战略，成为对各级政府的重要的考核指标、奖惩依据。三是要依法环评、环评信息公开和扩大公众参与。特别是天府新区重大项目的引进和建设一定要建立健全环境评价和社会风险评价机制，切实维护市民的环境权益和从源头预防恶性环境突发事件。四是要建立健全气候变化下，天府新区城市生态安全的防灾减灾的体制机制和应对方案。